通过分析总结各类《家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在长期家庭教育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国一体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之所以提出家国一体的观念,是同儒家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三者关系的理论分不开的,孔子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
这一思想明确了修身、提高自己素质、逐步安人(包括朋友、九族)、安定社会的思想,孟子从家庭内部关系出发。提出“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说明当家长的首先必须以身作则。才能有教子女的威信。进而引申出自身、家庭与国家天下的关系问题,“人恒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对这一思想作了经典式的概括。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家国一体的教育理论。明确阐明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说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我国形成重视家庭教育和把家国作为一体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家国一体的观念到了宋代以后表现得更为集中。宋代大学者司马光总结了历代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强调齐家为治国之本,家庭教育搞不好,就无法教好别人,“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也,此所谓治国在齐其家”。即你的言行只有打动自己的家人,使家人效仿,才谈得上影响其它人,再进一步提出治国与治家相通之处,如家长能慈,到社会上便能以慈待人,子弟能孝,到朝廷中便移孝为忠,只要人人能尽忠孝。也就能“定天下了”,这就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家国一体的传统,
二、德教为先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的社会,而人的道德素质首先在家庭中形成。只有在家庭中受到正确的教育。养成良好的素质。才能成为社会的好成员,孔子是德教的大力倡导者。在《孝经》中。孔子提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因和睦,上下无怨。”“至德要道”是什么呢?孔子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论语》中,孔子更是把“孝悌”当成“仁”之根本,“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充分体现了德教为先的思想。
首先,体现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十分注重对自己子女尤其是太子的培养,如西周时期,周初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覆灭的教训,就提出“敬德保民”的家庭教育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家们,更把德教看做是治国的首要任务。提出“德教为先”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要靠德教和刑法两手。两者相较德教优于刑法。以此提出了“先德后刑”的思想。强调“以德服人”。因而,在帝王家庭教育中,统治阶级无不把为人君的道德教育作为帝王家庭教育的重点。
其次,表现在士大夫阶层和贵族的家训家范上,如从西周起,贵族家庭就有一系列德育内容纳入家庭教育,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礼让、诚实等,孔子以仁和礼为基础的家庭教育。孟子主张家庭教育中理想人格的教育,到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提出知足守廉的观点。宋代司马光在《家范》中开篇就提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所以他提出“治家莫如礼”,通过礼的规范,达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即达到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伦理道德。
其三,表现在下层老百姓家训、家规、族规上,如我国流传甚广的《增广贤文》中,就含有大量抑恶扬善、勤俭治家、积德助人、与人为善、见利思义等思想和内容,朱用纯《治家格言》把老百姓治家的格言,如起居有常、勤俭持家、生活朴实、教子有方、勿贪便宜、忠厚治家、孝敬父母、嫁娶不慕富贵等,用家训、家规的形式加以巩固,以教育后代。而各家族形成的族规则更强调伦理规范的作用,把它作为治理全族人共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这也是明清时期注重家庭的社会功能,利用家庭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统治的结果。
三、注重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良好品格的培养,孟子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理想人格的塑造。提出了他推崇的理想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诸葛亮的《诫子训》提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此,追求理想人格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共同的人生追求,也是家庭家风教育和对子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注重人格培养的传统。集中表现在家风建设特别是为官清廉的清白家风上,我国古代为官清正廉洁,注重培养子孙清白家风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汉代杨震为官清廉,有一次途经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夜里特地带了十斤黄金去送给杨震,杨震见了,很生气地责问:“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因不受私谒,生活清苦,子孙常吃蔬菜,出门则步行,当时有一些故旧长者常劝杨震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回答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魏晋南北朝时期徐勉进一步从遗子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关系,阐述了清白传家的思想,据《梁书徐勉》记载,徐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门人故旧或从客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如其不才,终为他有。’”他认为,家长的榜样作用看似无形,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对子孙起着深刻影响,而物质财富毕竟是有限的,并且这种财富还不一定永远为子孙所拥有,这就是后人所谓“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的由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将军在世时,曾有这样家训“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强于我,要钱做什么”。
四、劝学勉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古代关于教子劝学勉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更是不可胜数,仅从我国古代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来看,其中就列举了78多个劝学、勤学、励学的故事来勉励孩子学习,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这些故事,通过《三字经》琅琅上口的传颂,使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宋代汪洙曾专门作“神童诗”7首,劝勉孩子从小立志,苦读自强,将来光宗耀祖,做一番大事业,其中94篇劝学诗真是绘形绘色,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乃身上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这些诗语,其中虽渗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生观,不可取,但它们确实把读书的好处阐发得淋漓尽致,表明作者劝学的良苦用心。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劝学勉学的传统广泛体现在家训和家规中,如在《颜氏家训》中,就有专门一节“勉学”:“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读书之人自羲农以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不能隐也”。颜之推历仕四朝,始终靠自己的才学立足于乱世,他亲眼目睹了梁代士大夫子弟因不学无术造成可悲的局面,因此,深感学习的重要性,提出“积财千金,不如薄技在身”的思想和勤、精、博、虚、实的学习方法,正是由于家庭、社会广泛重视学习,形成了中华民族知书达礼的优良传统和学风。
六、注重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早期教育,且形成优良传统,这可以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胎教,并形成成熟的胎教理论与方法得到证明。我国早期胎教理论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统治阶层为了“使太子正而天下定,当太子在胎中时就开始进行教育,认为”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肖之,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而汉代贾谊更把胎教的时间推前到选择婚娶对象,他认为婚嫁要选择有道德的人,“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也充分论述了胎教方法,他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色滋味,以礼节之”。我国古代胎教理论后与医学结合起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胎教理论。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注重早期教育优良传统还体现在家训、家规、家书上,如〈颜氏家训〉中,颜之推结合自己成长历程,告诫子孙“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并深有感触地说“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并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游,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宋代程颢、程颐也非常重视早期教育,他们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全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清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更是告诫儿子,&,岁以前所读之书与&,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经月则忘,必不能持久”。中华民族之所以以聪明、智慧著称于世,我国古代所以神童辈出,与我们祖先重视早期教育的家庭教育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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